投奔“自动驾驶第一城”—— 一场说走就走的“迁都”

入驻苏州高铁新城之后的一大收获是，儿子的思维方式充满了“无人驾驶味儿”： 他在不到两岁半的时候就对无人驾驶汽车“一见钟情”，继而，爱上“无人驾驶”这个概念，满心满眼都是“无人驾驶”。现在，他喜欢在很多词前面都加个定语“无人驾驶”，比如“无人驾驶小鸡鸡”。

本文的雏形成稿于2022年2月上旬，本来是打算作为“九章创业周年总结”系列的第三篇发出，但一方面担心读者有疲劳感，另一方面，我当时连续四天码了5万字，已经“指头儿告了消乏”，手指确实需要休息一下，就搁置下来了。

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心里“憋”了许多想法，觉得“不得不一吐为快”，尽管我确定，写出来后，会有人认为我是“被收买了”，但还是按捺不住写作冲动，那就写吧。

从这个月起，九章团队的办公地点正式搬到了“中国的凤凰城”——苏州高铁新城。

2021年2月底，九章还在筹备期，我从杭州到苏州高铁新城采访，Ouster市场总监刘志刚知道我下一步的计划后说：“你来苏州吧，这边也许可以给你提供免费的办公室。”当时，傲娇的我一口回绝：倒贴钱我也不来，路上太耗费时间了！

那时，我完全不会想到，4月2号，九章的创刊词竟然是我在苏州高铁新城（北站）发布的；我更不会想到，自己会在11月底举家搬迁到这里。现在看来，一切都是“冥冥之中”。

去年3月份，在做业务规划时，我突然想到，我们之后也许有一个方向是“帮助地方政府做自动驾驶方向的招商引资”。3月31日，我在北京还专门跟《招商引资内参》的主编聊了这一个想法，不过，在列举出几个潜在的“合作伙伴后”，苏州高铁新城被我“第一个排除掉”，原因是“他们自己就很强了，不需要外力支持”。  

几天后，我干脆放弃了在这个方向上的探索，理由是：自动驾驶公司在主要城市的落户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后面再有公司去新的城市落户，可能是“薅政府的羊毛”。我自然是不愿意服务那些三观不正的公司的。

当然，事后再看，以上两点都属于“严重误判”。

11月2号，我跟几位同事来高铁新城做业务交流，第一站是被高铁新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朋友王晟带到了一个展厅，当他提到这边已经聚集了近90家智能网联汽车相关公司时，向来头脑简单的我立马被洗脑了。真是太牛叉了。

2018年底，我第一次来高铁新城采访Momenta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Momenta大楼，智加还在装修。 后来，我从新闻上看到了挚途、Innoviz、Ouster在高铁新城落户或设了办公室，但真没想到，不到三年时间，高铁新城就能聚集起这么多公司，他们的招商引资能力也太强了吧？

11月3日上午，我们去挚途做了个交流，中午又跟智加的朋友吃饭，下午，在轻舟智航楼下的一个咖啡馆里，许良忍不住感慨“卧槽，这里的自动驾驶公司也太多了吧”，然后，他随口说了一句“苏老师可以在这办公了”。

言者无意，但听者有心，我立马悄悄地下载了个链家APP，查附近的房租是多少，自己能否承受得起。房租不高，但还有个很大的障碍：儿子第二年9月份就得上幼儿园，但我在苏州没房产，孩子就上不了公立幼儿园；而我当时已经负债累累，无力支付孩子上私立幼儿园的学费。

但我随后又想，从王晟“昨天”讲的内容来看，这里自动驾驶产业的聚集度仅次于北京中关村，甚至可能比中关村更高，这意味着，我如果能在这里办公，学习资源会非常多。我甚至还意淫：某些CEO来高铁新城物色人才时会顺便约我，有的技术大牛来高铁新城拜访供应商时也会约我。

有了“学习资源非常多”这个诱惑，孩子能不能上公立幼儿园似乎也不是个什么大问题了。于是乎，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我就做出了“举家搬迁”的决定。

下午的后半段，回到在上海的办公室后，我开始上网查询高铁新城的人才政策，看可否在政策范围内申请解决一下孩子入学的问题，再看能不能申请点安家补贴，然后，我无比失望地发现：我这种本科生+文科生+年龄超过35岁，很难被现有政策认定为“产业人才”。

但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阻挡到我搬家的决心，毕竟，高铁新城“学习资源多”这一项对我的诱惑力实在太强了。于是，我决定晚上回杭州后跟老婆“摊牌”。

我到家的时候，老婆还没回来，然后，我就忐忑不安地等她回来，也做好了挨骂的心理准备。

果然，当我兴高采烈地单方面宣布了“搬家”的决定后，我老婆极度恼火！

“为什么要搬？”   “自动驾驶公司聚集多，人才密度高。”“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一个回合，我输了。

2016年下半年购房时，我本来打算选择昆山和苏州，但我老婆说她对这两个城市都没有归属感，我突然“灵光一闪”：“你那么喜欢越剧，应该会对越剧大本营杭州有归属感的吧？” 因此，我们很快达成共识，搬到了杭州。

在杭州的前两年，她经常在周末里去越剧团——这是她的精神家园。她一直觉得生活在杭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归属感极强，因此，对她反对搬家，我是完全理解的。

我开始寻找能说服她的理由。比如“苏州房价低，杭州的两室户房子卖了后，在苏州能换成三室的或四室户，说不定孩子也能换个更好的学校。” 然而，我又被怼回来了，她说：“这是真实的理由吗？你真在意这些吗？”   

是的，我自己也觉得“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学校”这个理由过于牵强，因为我一直不会格外看重这些东西（“更大的房子”对我这种长期在家办公的人来说很重要，但我可以接受长期租房；而“更好的学校”，我则是完全“无感”——两个月后，在杭州的房子卖完交割时，我才从买家口中得知被我迫不及待地贱卖的竟然是“学区房”，可见我对“更好的学校”的麻木程度有多高），更不会让其他决定被这些东西绑架。我老婆当然是了解我的。

然后，我继续絮絮叨叨：在杭州生活四年多了，这个城市很好，但就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来说，杭州的价值远不如苏州高铁新城——哪怕苏州高铁新城的学校不如杭州，孩子在那里的成长条件也必然更好。

“自动驾驶产业，几乎是人才密度最高的产业，这个你信的吧？苏州高铁新城可能是自动驾驶人才密度跟北京中关村旗鼓相当的一个区域，以后可能比中关村更高，而人才密度高意味着孩子同学的家长素质更高，家长的整体素质高了，孩子们的整体素质自然高，那我们的孩子从他的同学那里受到的正面影响就更大。

"过去几年，对未来的孩子教育，我最恐惧的事情就是‘家长群’和‘家委会’里面可能出现的傻逼家长，动不动对老师溜须拍马、动员其他人给老师送礼物。但如果我们住在苏州高铁新城，家长群里就是像崔老师(崔迪潇，我老婆看到过崔老师在我们创刊词文末的评论)这种高素质的人，心情会好很多。"

我最终能说服我老婆同意搬家，"高端邻居"“孩子同学的家长素质高”这个观点做出了90%以上的贡献。她也相信，孩子跟哪些人的孩子做同学，要比“学区房”这些东西重要得多得多。

在我做了半个多小时思想工作后，我老婆开始觉得我们去苏州比呆杭州好，然后自嘲：“我去，我竟然这么轻易就被你给说服了，这也太没尊严了吧？”

当然，我也坦诚地跟老婆讲了一个实际困难：“现在杭州的房子不好卖，这意味着我们一时半会儿没钱在苏州购房，哪怕买了，是期房的话，有不大可能在明年6月份之前拿到房产证，因此，孩子大概率是无法在苏州读公立幼儿园的。如果读私立，哪怕是比较一般的，三年的费用至少15万。”

我们是没什么存款的。去年，九章的注册资金，有10万元还是我找同学借的，至今都没还上。这意味着，如果孩子上不了公立幼儿园，只能上私立，我们就只能继续借债了。（孩子入学的问题最终还是在高铁新城紧缺人才政策的框架内解决了，当然，这已经是8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但我们仍然觉得，为了自己能近距离接触优质自动驾驶产业的学习资源、为了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哪怕继续“举债”，也是划算的。因此，我们是在孩子上学的问题“悬而未决”时就对举家搬迁一事达成了初步共识。

由于从苏州到上海很方便，我老婆又开始在手机上查看上海各剧场越剧演出的排期，然后兴奋地说：“上海的越剧演出比杭州多啊。”

第二天本来是工作日，但我老婆却没心思上班了，她决定请假去苏州高铁新城“考察”一下，确认搬家的“可行性”。

在未做案头研究的情况下，所谓“考察”只能是停留在表象，如交通环境、居住环境、风景，并不能触及高铁新城的“精髓”。幸好，高铁新城在表象方面也足够有新引力。

第二天，我老婆在考察了一阵子后，微信上跟我表示“很满意”。我得意地说：“你知道苏州为啥把环境搞得这么漂亮吗？就是为了在招商引资的时候，骗人才的家属的！”

“考察”回来后，我老婆对搬家的愿望就比我自己还强烈了。然后，还有个变化令我哭笑不得——她本是越剧迷，但是，在决定搬家到苏州之后，她开始听苏州评弹了，有几天，她还对陆锦花版的《声声慢》开了单曲循环！

她很快就开始在boss直聘上找苏州的工作机会。

后来，老婆问我：“做自动驾驶方向媒体的人挺多的，为什么其他人都没来苏州，就你一个人来了？” 我说：“这是因为，其他人在北上深都有学区房，而我最穷，因此，搬家的机会成本最低。当然，搬家最难的是说服家人，而我的家人也最支持我。”

好几个朋友在知道我搬家苏州后，都对我有点“小崇拜”。当然，他们崇拜我，并不是因为我有“说走就走的魄力”，而是我“说服老婆的能力”。但实际上，我老婆不是被我说服的，而是被苏州高铁新城的价值说服的；我所擅长的，只是把高铁新城的价值点以更简明扼要、便于别人理解的语言表述出来而已。

当然，前几年，我曾经有4次为了配合我老婆的工作而搬家的经历，已经“攒足了人品”，所以，这次，让她“配合”我，阻力也小一些。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1月8日上午，我和老婆一起到了苏州。这天，我们干了三件事：1.我跟先导产投董事长王佳利交流了一下自己接下来的规划，确认双方是否有合作的契合点；2.我老婆到下一任东家处面试（通过了）；3.租房。

租房的时候，房东说：“这套房子是新的，不仅没有出租过，而且我们自己也没住过，我们很爱惜，不想随便租给什么人。”这个时候， 我老婆来了一句：“我老公是做自动驾驶的！”然后，房东说：“做自动驾驶的素质都挺高的。”

我当然知道自己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做自动驾驶的”，我只是个自动驾驶行业的“信息搬运工”而已，只不过，我的复制黏贴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一些，一不小心融入了自动驾驶产业圈子；但打着“做自动驾驶的”这个旗号招摇撞骗，确实挺管用的。

话说，11月8日在高铁新城交完房租和押金近2万元之后，我跟我老婆的银行账户加起来，只有2500元了，但我们都像啥困难都没有一样，“该干嘛干嘛”。

11月9号，我把杭州的房子挂给了几家中介。为了“速战速决”，我认为可以“低于市场价20万”卖掉。 然后，12月17日，我收到了买家的定金，整个过程不到40天。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老婆一直忙于打包收拾行李中。搬家进入倒计时。

在我搬家之前，有同事和同学都说：“你应该先向高铁新城争取补贴，等政策落实后再搬家比较合适。”但并我不认同这个思维，我说：“我搬家，是因为这样对我自己有利、对公司有利（便于我更高效地跟行业大牛交流，获取数据、提升认知），那我为什么要以搬家为筹码来谈补贴；补贴，能争取到当然更好，但如果将补贴作为是否搬家的第一考量因素，那我跟骗子有什么区别？”

然后，11月30号，在杭州的房租到期那天，我们正式坐上了开往苏州高铁新城的货拉拉。

11月30号晚上，在步行过红绿灯的时候，我听见旁边的一个人在电话上说“Momenta”。然后，就看到来来回回的自动驾驶测试车辆。此后的一天早上，我在家门前的相融路上散步，曾在不到8分钟的时间里连续看到4家无人驾驶公司的测试车辆。

那段时间，我的心情竟然犹如一个穆斯林到了“圣地”麦加一样激动。

此后，有很多次，我都有这种过这种感觉:

从测试车辆的聚集度来看，苏州高铁新城就是L4自动驾驶试运营的“第一城”，我称之为“中国的凤凰城”；而从产业人才密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我的“精神家园”。

搬家之前，我曾反复告诫自己：到高铁之后，一定要低调、低调、低调，不要发朋友圈说“我来了”——那段时间，我实在太忙了，要竭力避被太多的朋友约“一起吃个饭”，把时间切得太碎。但实际上，不到一周，我就彻底“破防了”。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把公司的注册地从杭州钱塘新区迁到了苏州高铁新城。

当时，一同学开玩笑说这是“迁都”。但所谓的“迁都”，就是我一个人迁过来了，我们的“公司总部”，就在我家的书房，其他同事还是分别在杭州、上海等城市办公。

到今年10月份，我们终于在高铁新城有了正式的办公室，然后，也有同事从上海搬过来了。至此，这场“迁都”才算真正完成闭环。

话说，新办公室就在我家门口，但我竟觉得自己是“最大受害者”——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家办公的效率最高，而且午睡也更有保障，但如果在高铁新城也有了办公室，我就被束缚了，不仅失去了在家办公的自由，也失去了午睡自由；因此，之前我一个人在高铁新城，其他同事在上海的组合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

但我为什么最终还是决定在高铁新城设了办公室呢？

正如同我在搬家之前预期的那样，高铁新城就是自动驾驶产业重要的信息集散基地，“家门口”的学习机会果然很多，除本地公司外，我在距家300米的小餐馆跟许多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城市的业内朋友都交流过。

但这么优质的学习资源，我们这边，“竟然”只有我一个人独享了，其他同事都没怎么分享到，这一直是我的一大遗憾；甚至可以说，我经常为其他同事错过了无数次“白嫖”其他人知识的机会而“耿耿于怀”。

截止目前，我已在高铁新城连续生活了10个多月，有一些关于跟自动驾驶相关的经历、见闻和思考（思考部分涉及就业、招聘、创业、子女教育、招商引资），在此再絮絮叨叨几段。

尽管苏州也是一个文化底蕴相当深厚的的历史名城，但跟那些“网红城市”相比，苏州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声量要低得多，它更像是一个只知蒙头做事、“不善言辞”的“理工男”。

尽管苏州没有一些“网红城市”的喧嚣与浮躁，梦想着一一夜暴富的人少、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多，但在普通人的视角下，总觉得苏州的“逼格还不够高”。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离开一个“省会城市”，去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都逊色一筹的“地级市”。

在得知我搬家后，有不少不明真相的同学问我：你们在苏州有很多客户吗？我说：“以后也许有，但目前一个都没有，而且，开拓更多的客户，也不是我决定搬家的初心啊。”

盯着“客户资源”走，那是“生意思维’，但我是有“数据思维”的，我主要盯着“学习资源”。

前面说过，我最终说服我老婆搬家，靠的主要是“崔老师这样的高端邻居”这个概念。到高铁新城后第一次跟崔老师吃饭时，他在知道我曾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后十分感动，给我开了个空头支票：孩子的编程和吉他我包了。再然后，今年7月份，有一次我在家里做沙龙上要用的桌牌，我老婆看见崔老师的名字后问我：这是我儿子的吉他老师吗？

高铁新城真正吸引我的地方，并不是潜在的“客户资源”，而是崔老师这样的“学习资源”——我遇到问题需要求助了，很容易在附近找一个专家来请教。

此外，我在搬家前就预测到，北上深的自动驾驶公司的大佬们来苏州高铁新城挖人或找客户、拜访供应商时，也会顺便约我，这样，我汲取的“数据量”就会越来越大，然后，我的算法就会“越来越牛逼”。事后看，我果然猜对了。

12月中旬，易控VP林巧来苏州找Ouster刘志刚顺便时约我午饭，我有些兴奋地说：“在这里见到你，我毫不意外。因为我一开始就想到了，‘林巧来苏州见Ouster刘志刚的时候肯定会约我一下’。”

我为什么能“一开始就想到了”，是因为我“料事如神”吗？ 当然不是，正解是：我对自己的“核心利益”保持高度敏感。我的核心利益就是了解产业信息、提升认知，那么，对这些宝贵的“学习资源”，我当然能做到“念念不忘”了。

曾担任高铁新城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陈国平对我反复强调过的高铁新城“学习资源多”这个优势印象非常深刻。前两次线下见面时，他都自豪地对在场的其他人说：“苏老师说我们这里‘学习资源多’。”

我老婆在点评高铁新城的交流学习环境时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非常贴切。 高铁新城的售楼小姐的微信朋友圈里，也用到了这个词。

2018年4月份之后的这四年半里，由于习惯了在家办公，我觉得“去办公室”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以至于搬家之前，在招聘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候选人跟我在同一个城市——不在同一个城市，我还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在家办公，如果在同一个城市，我岂不是就得被“绑架”到办公室去了？

当然，只有一种例外：如果能步行上下班的话，那去办公室也可以。能步行上下班，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美好愿望。

搬到高铁新城后，我发现，写字楼和住宅交错分布着，我步行上下班的梦想，算是可以“永久性地实现了”。

去年在杭州的时候，由于杭州的学习资源太少，我不得不隔三差五地往上海跑。有一段时间，我还在跟我老婆商量“以后条件好了，要把家搬到杭州东站附近”，没想到后来竟搬到了苏州北站边上。现在，离高铁站近了，但我去上海的次数却少了——高铁新城的学习资源已经够我忙乎的了，我哪里还有时间再频繁往上海跑啊？

时不时地，有外地的朋友向我打听苏州的这个那个，对此，我的答案都是：“我不知道，苏州的其他地方我都不了解啊。我是生活在苏州，但仅限于高铁新城靠近北站这几平方公里而已。”

说到这里，我竟觉得自己的生活状态跟“终生未离开过葛底斯堡小镇却拥有广博的知识”的哲学家康德有点像——尽管我现在还没有广博的知识，但我相信迟早会有的，毕竟高铁新城的学习资源多嘛。

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一直对人才密度低的地方缺乏归属感，之前在所谓“最具幸福感城市”成都生活时就是这种感觉。

在2018年之后，我开始对“自动驾驶人才密度低”的城市缺乏归属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时不时会觉得当初选择在杭州定居是个“极大的错误”。我曾多次希望搬家到深圳、上海，可惜实在太穷了。

2020年底，有一次我去深圳出差，老婆问：“啥时回来？” 我答道：“有句话描述成都说‘来了就不想走’，对我而言，深圳则是一座让我‘去了就不想回’的城市。”我老婆说：“那你就别回来啊。”此后，她经常说：“幸亏你没钱，否则你肯定会搬家去深圳。”

以至于在我举家搬迁到苏州之后，我老婆还动辄担心我有朝一日会搬家到深圳。我说：“放心吧。苏州高铁新城的自动驾驶人才密度远高于深圳，所以，我对这里更有归属感。”

我为什么会格外看重“自动驾驶人才密度”？因为，唯有如此才可以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

这个观点，不仅对个人很重要，而且对企业一方也很重要。

长期以来，在非一线城市很难招到一流人才是诸多企业的一大心病，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人才来说，在非一线城市很难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这绝对不是单单靠“高薪”或“宜居”就能实现的。

但在苏州高铁新城这种强二线城市的某个小版块，由于科技人才的密度可以超过一线城市的大部分区域，人才的归属感不成问题，那么，在这里招到一流人才的难度就低于在其他的非一线城市。

科技人才密度高的背后，是产业聚集度高。

在产业聚集度高、人才密度高的地方，人才有归属感，不仅是因为人才更喜欢跟与他们在同一个层次的人交流，还因为，在这里，他们能找到更多的“潜在东家”。

去年年底，我旁听了一个自动驾驶人才论坛，某人力资源公司负责人在演讲中提到，自动驾驶人才在找工作时会把"城市聚集效应"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具体原因，那位演讲者没明说，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这个城市的产业聚集度足够高，人才在找工作时就不必担心"公司会死"——这家死了，跳槽到隔壁就行了嘛。

相反，如果城市的产业聚集度不够，那哪怕自己所供职的公司很强大，人才的安全感也是不足的——有朝一日公司死了或自己被裁员、觉得老板是个傻X了，他可能得更换居住城市，对上了年纪的人而言，更换居住地往往会面临家属就业、孩子读书、购房首付比例及贷款利率上升等一系列困难。

最近我发现，越来越多原本总部在武汉、天津等地的自动驾驶公司纷纷在苏州高铁新城落户了，我想，苏州高铁新城吸引这些CEO的，绝不止是政策和高质量的服务，这里自动驾驶产业的聚集度高，给了人才足够的安全感、便于招人和留人，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人才的安全感，跟我们前面说的“归属感"是相辅相成的。

十几年前，情感鸡汤博主乐嘉老师在微博上提到的一个观点:"归属感，就是你觉得自己强烈地离不开ta；安全感，就是你觉得ta强烈地离不开你。" 参照这个观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苏老师在各种情感鸡汤文中一直认为归属感和安全感是一对矛盾，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你越觉得自己离不开他，便越会担心他离开你"。

后来，我又在升级版的鸡汤文里说:"真正的安全感，不是你觉得他离不开你，而是你既爱他又有足够的勇气去接受他的离开；甚至，你有足够的把握‘下一任会更好’。"在这个逻辑上进一步推演，我们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潜在的下一任”足够多的情况下，归属感和安全感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现在回到自动驾驶人才与公司、城市的关系中:如果这个城市的产业聚集度不够高，人才往往是既没有归属感(志同道合的人太少)也没有安全感(下一任东家不好找)；但如果城市或区域的产业聚集度足够高(如北京中关村、苏州高铁新城)，那人才在这里就是既有归属感又有安全感。完美！

安全感与归属感这段，写于2022年1月1日早上。当时，我从金科酒店的游泳馆出来，在挚途楼下的馄饨店吃早餐时突然忍不住想写这么一段，然后，就在手机上写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妈和我老婆等不及我回去，还以为我不小心溺水了，先后打电话确认我是否平安。

前面讨论“归属感”的问题时，漏掉了看起来很“俗气”实则非常关键的一点：多数年轻的工程师，在上海都很难买得起大面积的住房。

为什么强调大面积？这个重要吗？非常重要。

我是一个对物质生活水平没有任何追求的人——其他方面，只有“低保”水平我也可以接受，但我对住房面积有比较高的要求，因为，我逐渐发现，在很多情况下，足够的住房面积是精神生活的必要保障。如果你业余有提升自己的需求，有个面积比较大的书房/独自一个人用的房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过去几年，在招聘中遇到有候选人说自己想在家办公时，我通常会问一句“你独自使用的房间面积有多大”，如果房间面积不够大，我就认为他不具备在家办公的条件——小房间里容易打瞌睡，效率无法保证。

两年前，我去杭州云栖小镇的一位同学家里做客时，同学说自己在家办公的效率很低，他觉得自己“自律能力不行”，我说：“不对！真相是，你的书房面积太小了，里面的空气质量无法保证，你呆在里面不舒服，进而无法保持持久的专注。”

连续几个月的疫情封控那段时间，我就有一个很看起来很“武断”的观点：疫情期间，家里住房面积小的夫妻关系的恶化程度，要超过住房面积大的夫妻，因为“我看着你就烦，但还是必须跟你挤在同一张床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家里住房面积小的孩子，学习成绩将跟住房面积大的孩子拉开差距。

跟地段一样，住房面积，本质上也是个精神生活层面的问题。考虑到高铁新城的产业聚集度比较高，在上海买不了大房子的年轻工程师应该优先考虑高铁新城。

很多人执着于一家人在上海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耗费很多时间，主要是为了子女能在上海参加高考，似乎只要有了上海户口，孩子就能轻轻松松地上复旦和交大了一样...... 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且不说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随着落户标准的大幅度降低，上海户口的含金量已大幅度降低，更残酷的真相是：在高中录取率只有50%的情况下，考高中比考大学难，别看很多人拼命在上海买了学区房，孩子依然可能是上不了高中的...... 所以升学最需要考虑的第一点，是如何考个好高中，而不是考个好大学。

我对这个事情就想得很通透：孩子考高中的能力，归根结底是父母文化素质和经济实力的竞争，如果在上海，我属于综合竞争力排名40%-50%的父母，孩子考个好高中很难； 但在苏州，我就属于排名前10%-20%的父母，孩子考个好高中就容易得多。那在哪里生活对孩子考个好大学更有利呢？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苏州之前曾经提到“逐步提高高中的录取率’，这个政策就比上海和深圳这些地方有吸引力。

去年9月份，儿子跟奶奶回老家玩了一段时间，我们搬离杭州的时候，他们还没回来。等12月份“回家”的时候，他们就没再回杭州，而是直接到了苏州。

儿子的观察能力和好奇心都特别强，他很快就发现了高铁新城的“精髓”。

我的书房就是临街的，儿子动不动就进来我的书房玩。“无人车！”有一天上午，他在我的窗边看外面的风景时，突然这么喊了一句，老父亲我转过头一看，果然是无人车。

我惊讶地问我妈说：“娃是怎么看出来那是‘无人车’的？” 我妈说：“应该是看见车顶上的‘那个东西’了。”

然后，他又兴奋地叫嚣了七八次次：“天哪，无人驾驶车来了！”我转身几次，都看见了头顶“那个东西”的车。“那个东西”，当然就是激光雷达了。小家伙只要一看见“车+激光雷达”就能将其定性为“无人车”，我还是挺震惊的。

这个时候，儿子还不满两岁半。

第二天上午，他又来到我房间，指着窗外说:"爸爸，你抱我起来。"我问:"起来干嘛？"他答道:"我要看无人驾驶车!"等被我抱起来后，他兴奋地喊着:"好多好多无人驾驶车!我们坐无人驾驶车去妈妈上班那里吧!"

那段时间，他正处于“分离焦虑期”，每天早上妈妈出门前，他都要哭闹一会儿，并且，直他妈妈走了，他的哭闹还要持续二三十分钟......有一天早上，在他妈妈出们前，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我说：“来爸爸房间，在窗边看无人驾驶车。” 然后他就兴奋地过来了。

尽管知道妈妈出门后，他还是哭了，但这次只哭了两三分钟——哭闹时间缩短了“一个数量级”......我开始是把他抱起来的，后来发现他流鼻涕了，就打算放下来给擦鼻涕，但放下来，他就哭了——看不到“无人车”了。直到我重新把他抱起来，他才重新高兴起来。

有一段时间，他只要一进入我的书房，就嚷嚷着“我要看无人驾驶车”。 有一次，等了好久还没等到，他问我：“无人驾车去哪里了？ ”隔了一会儿，他又很兴奋低喊叫着：“天呐，无人驾驶车来了！”

春节前，某Robotaxi公司送了我一套冰箱贴，我把儿子叫过来问：“你看这是啥？” 他无比兴奋地说：“无人驾驶汽车！”尽管上面的激光雷达其实很小，没那么明显。

春晚，有一个小品中提到了“无人驾驶”，我儿子立马被撩拨起来了，然后是，在下一个节目里看到大象后，他竟然在嘴里嘀咕“无人驾驶大象”。为确认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我还在手机上百度出一张大象的图片问他“这是啥”，他说：“无人驾驶大象”。

从他第一次接触无人驾驶到现在已经有10个月了，但他竟无半点儿“审美疲劳”的迹象，而是一直充满激情。

有一次，奶奶去幼儿园接他回家，他说：“我们还是打个T3无人驾驶吧。”回来后，我问他为何这么执着于无人驾驶，他答道：“我就知道个无人驾驶车，无人驾驶车很帅！”

由于激情过于旺盛，他开始将“无人驾驶”这个概念“泛化”。比如，看到风车会自动旋转，他就叫“无人驾驶风车”；有一次他跟奶妈出去院子玩的时候，妹妹在午睡，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妹妹已经醒来自己穿衣服了，他兴奋地喊道：“她是个无人驾驶全自动的妹妹！”（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平时，妹妹的衣服都是奶奶给穿的，而不会自己穿。）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前几天，他去上厕所的时候，我担心裤子不太好脱，就问了一句“需要我帮忙吗”，结果，他竟然答道：“不用，我这是‘无人驾驶小鸡鸡’。”

果然不出我所料，从"省会城市"杭州搬家到"地级市"苏州后，孩子的受教育条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降级了"，而是"极大地升级了"——难道，长期在充满科技感的环境中被熏陶，还不如上一个好的幼儿园、小学吗？(后者只是灌输知识，而前者则是激发兴趣，哪个价值更大，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我敢于如此果断地从杭州“迁都”至苏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这里有一支专业能力和使命感强都很强的干部队伍。

这不只是个我一个人的感受，而是智行众维CEO安宏伟、清智科技CEO张磊、中智行战略总监狄迪、Ouster市场总监刘志刚等常驻高新城的业内朋友的共同反馈。

狄迪在谈起入驻苏州高铁新城以来的感受时说：“这边，不仅是招商干部对自动驾驶产业有情怀，而且，前相城区委书记顾海东、前高铁新城党工委书记苏学庆、高铁新城现任党工委书记梁智垚这些人，都对产业都很熟悉。”

我是如何在搬家之前就已经有“苏州有一批专业能力很强的招商干部”这种判断了呢？

去年4月2日，在九章的创刊词发出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嘉兴都有招商干部加了我的个人微信，但苏州的最多——仅高铁新城的就有至少4位，其中，周肖虹加向我发送微信好友申请的时间是23：36分！

很多人会觉得，我这个分析问题的思路过于奇葩，也过分“自恋”，实际上，有这种质疑的人，完全不懂传播规律，逻辑思维能力也比较弱。

高铁新城这么多人在看完九章创刊词就加了我的个人微信，足以反映出这个小城自动驾驶方向的招商干部对产业信息的高度敏感性；但人不可能凭空“敏感”，敏感度的背后，是他们长期聚焦这个产业，对这个产业有感情、有使命感。

不认同上述推理逻辑的，基本上都是自动驾驶的门外汉。

下面是我在3月12日发在朋友圈的一段话：

有个朋友给我留言称：“去年10月份，在把九章智驾推荐给我朋友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有一百多位朋友关注了九章，朋友们也说我是‘真行业内人员’。”我反问： “所以，言外之意就是，没关注九章智驾的，或者好友中关注九章的人比较少的，那就是“还没入行”了？”他说：“是的。”

去年7月底，一个头部投资机构的合伙人说：“在自动驾驶领域做投资的人，如果还没关注过九章智驾，那就说明他还没有入行。”

今年年初，我跟朋友开玩笑说：“我隐隐约约觉得，从我微信通讯录中备注的个人信息（在哪家公司任职），大致上就可以看出各公司自动驾驶团队规模的排名了。”因为，对九章的熟悉程度，大致上可以反映出该公司成员对自动驾驶相关信息的敏感度、热情度。

因为，我以公司名称为关键词简单地搜索了一下，我的通讯录中，供应商中，来自华为、地平线、百度、博世、大疆、商汤、Momenta几家的人数是最多的；Robotaxi公司中，来自小马的是最多的；主机厂中，来自小鹏、长城+毫末、蔚来、理想几家的人数是最多的，来自比亚迪的人则几乎没有（比亚迪自动驾驶团队人数不少，但大都是过去一年才招的）。

外资/合资车企中，大众系和通用系的人都挺多的，但福特的人很少，奔驰的人极少。所以，奔驰在中国是没有自动驾驶研发团队吗？

若以上推断成立，那今后在分析一些问题时，我们是否可以推出一个“九章指数”了？

然后，3月18日，奔驰宣布将在上海建立自动驾驶研发中心。这不就证明我3月12号的追问的“奔驰在中国是没有自动驾驶研发团队吗”是蒙对了吗？

那条朋友圈发出去后，一个高瓴资本的朋友问我：哪家投资机构的人加你最多？ 我搜索了一下，人数最多的就是高瓴，而高瓴确实也是在自动驾驶领域优质投资标的最多的机构之一。

我罗里吧嗦地写上面这一段话，“装逼”只是次要目的，主要目的是想强调，我“仅凭”高铁新城有4位招商干部在第一时间就加了我的个人微信而得出他们“专业能力强”，这个结论是极为靠谱的；就如同十几年前还单身的时候，我就“武断”地认为“能看上我这种又穷又丑又内向的家伙的女生都是有一定内涵的”一样（当然，这里面出现了逻辑跳跃，因而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能力）。

另一个佐证是，陈国平、王佳利等人平时的微信朋友圈分享了很多自动驾驶技术相关的文章，他们是真的在认真钻研。

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都很高，苏州经常被跟杭州归为一类，但实际上，这是两个大不相同的类型:

杭州是小政府，在产业萌芽阶段，政府不介入，等产业一步步发展起来了，政府再跟进，提供高质量服务；

苏州则是大政府，产业尚未萌芽、甚至连种子都没有、土壤也未必完全成熟的阶段，政府就会培育土壤、引进种子，可以说是"人为造出一个产业"，苏州政府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角色，有点类似于韩国政府当年在半导体产业发展中的角色。

当然，由于苏州政府的服务姿态很低，因而也很容易被认为是"小政府"。

提到政府的服务姿态，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末，昆山市打算引进台塑集团，有一次，时任昆山市长拨通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三房老婆的电话说：“阿姨，我是昆山的小X......”

2009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听昆山市委或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干部说，他们每年会让台商给领导干部打分.....

2014年6月初，有一个下午，我啥事没干，就在网上看昆山前招商局局长孙建中的演讲稿《昆山之路》，足足看了四五个小时——对我那说，那个演讲比武侠小说还有吸引力。过去几年，我向很多在其他城市做招商引资的朋友读推荐过那篇演讲稿。

昆山的很多官员，给人的印象是“不像官员”。主要特点是：不仅“说人话”的能力很强，而且，具有企业家一样的使命感。

我对苏州的印象，跟昆山差不多，感情也类似。

2016年下半年，希捷半导体关闭在苏州园区的工厂时，我竟然有种“苏州会不会走下坡路”的担忧；接下来的一两年里，媒体上关于“外资撤离”的讨论越来越多时，我更加为苏州“捏了一一把汗”；2018年，苏州引进Momenta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苏州很焦虑，正在试图摆脱对外资的依赖，抓住这一波新的机会.....

说实话，在2018年，对苏州这一波转型能否成功，我并没有把握。当然，从事后的实际成绩来看，我还是过于悲观了。而下面几位朋友的反馈，则让我对苏州的转型充满了信心——

某毫米波雷达公司市场部的朋友在高铁新城跟我吃饭时说：“苏州的招商引资是最卷的，竟然每个街道都有招商部门。”

虎嗅网的一位朋友在苏州出差时跟我说：“在北方，我发现很多城市都躺平了，但我来苏州后发现，这里上上下下都很拼。”

我同事兰斯琪说：“各地都说在抢人，但我发现苏州是真正落到实处了。”

2016年初，我的前老板秦朔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很快，除企业家精神被释放出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有一批事业心很强的干部。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昆山、苏州。当然，上海、广东、浙江的干部队伍也很强，但由于自己对大苏州更熟悉，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本能反应。

前段时间，我跟一位在昆山创业十多年的同学聊起自己平时的一些观察时，他说：“中西部跟东南沿海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后者在政府的契约意识、干部的视野这些方面的壁垒会越来越深。” 我想，概括地说，就是，这里有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干部。

去年12月份以来，由于我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称赞高铁新城的内容，然后，有好几个朋友在评论中调侃“你是在相城区委宣传部上班吗”“你应该去相城区招商部”。我倒不介意别人这么说，因为，我是发自内容地认同。

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我经常是不小心将对昆山的“信任和好感”迁移到相城。当然，“他们都属于大苏州”只是表面原因，其内在逻辑是：我慢慢发现，党政系统里面也有一种类似于“企业文化”的东西，通过过去十几年的观察，我对大苏州党政领导班子的“企业文化”有比较高的信任感。

还有一个我在过去十几年对别人讲了几十遍的例子：2007年7月份，我去昆山人才市场提交落户所需资料，“竟然”没有遇到任何刁难，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就搞定；8月份，我去昆山长江派出所办身份证，到了拍照环节，发现那个照相馆（派出所的照相馆）的门上写着四个字：不用敲门。

对我这个从西部18线乡村出来的小村青年，这两件事都挺“刷新三观”的。相比之下，六年之后， 在西部某省会城市的一个国企小领导办公室的门上，我看到了三个字：请敲门。

2014年6月，我从成都回到昆山采访，写了篇《“弱势”的政府如何为强势的企业服务》。稿子写好后，我们副总编也被惊呆了，他说：“这篇应该给省委当内参！”

这副总编之前对我是“各种看不上”，内部竞聘时给我投了反对票，我差点失业，后来也给我过几次穿小鞋，直到我写昆山那篇文章出来后，他才开始对我“另眼相看”，我也才免除了“对失业的恐惧”。

但那位领导直到退休也没有搞明白，那篇文章“写得好”，实际上是因为昆山做得好，是他们给我提供的“数据”质量高，而不是我的“算法”牛逼。

上面提到我在2014年到昆山采访时的用词是“回到昆山”，实际上，我在去成都之前的上一站并不是昆山，而是镇江，但在“去昆山”的时候，我的用词却是“回到昆山”。这跟我的户口和房产在昆山没有丝毫关系，而是因为我在情感上对昆山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

在成都工作将近三年，有几个同事问我为啥不把户口迁到成都，为何不把昆山的房子卖掉在成都买房，这就是压根儿不了解我，也不了解昆山。在多数人的眼中，成都这样的强二线城市肯定优于昆山这样的县级市，但在我的心目中，昆山是无可取代的。

实际上，我不仅在提起昆山时的用词是“回”，在提到苏州时同样是“回”,以至于有人误以为我是苏州人。这就是“归属感”。当时，有个在苏州的兄弟，为了让我“回到苏州”，还给我介绍了一个苏州女孩子。

提到被服务对象对一个城市的“归属感”，我想起自己在2014年采访昆山一位招商局副局长时听到的故事：有一次，这位副局长发短信给一位常驻昆山的台商“你在哪里”，对方的回答是“我去台湾出差了”。

他本来就是台湾人啊，难度不应该说是“回台湾”吗？把回台湾说成是“出差”，可见他在内心里已经把昆山当成自己的家了。

苏州能让人才和企业家都有归属感，除了政府的使命感强、服务姿态低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领导干部有能力跟企业家对话。

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在“高级黑”，难道别其他地方的领导干部就没有能力跟企业家对话吗？ 真没有，大多数干部都没有这个能力 。许多干部连“零官腔”跟农民对话的能力都没有，而跟企业家对话，是需要一定专业素养的，普通的干部怎么可以？

1月中旬，在先导产投组织的一场智能网联产业的晚宴上，有一个从四川过来的老总很震惊地问高铁新城管委会的一位干部：“今天下午的活动现场，怎么是书记（指时任相城区委书记季晶）亲自在讲解无人驾驶产业布局，还讲得这么清楚？”

（2019年底在长沙听到湘江新区一位管委会副主任关于V2X的脱稿演讲时、2020年底在广州听到广州经信局局长关于智能网联的演讲时，我也是同样的反应。）

言外之意，在很多地方，一把手只会对“上级领导”仔细地介绍，而不会对企业代表讲那么细；况且，这种专业的东西，很多地方的一把手是“讲不清楚的”。

但在大苏州，这实在“再正常不过了”。

我想起，2009年，时任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现任河北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在央视《对话》 栏目上接受陈伟鸿采访时在谈一些OLED的技术，让我们这些在北方长大、对“官员”这个群体存在严重偏见的人赞叹不已。当时，跟我一起看电视的同学点评道：“看来，张国华这家伙平时确实是在认真工作啊。”

前段时间，我跟那位在昆山的同学聊起这些事，他说：“这几年不是有很多‘芯骗’吗，但这些骗子在苏州一带是无法得逞的，招商干部们只要随便问几个问题，就能让他们‘现了原形’。”

去年11月，在争取说服我老婆同意搬家时，我给她说了这么一段话：“九章成立后，我曾希望利用自己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对杭州在自动驾驶方向的招商引资做出点贡献，毕竟，在这里生活四年多了，我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在一次线下活动上，我也遇到了这边的招商干部，对方的态度很热情，但对自动驾驶完全没感觉，聊不到不到一块去。如果是苏州高铁新城，就完全不一样了，高铁新城在这么短的时间聚集了这么多自动驾驶公司，很能说明问题。”

在本文的初稿完成后，正好刘志刚找我聊点事情，我按捺不住兴奋说：“假期写了篇文章，正文刚开头就提到了你，中间提到了，结尾也提到了。提前给你过目一下。”志刚看完之后说：“感同身受，说出了我的心声！”

志刚还告诉我，Ouster在中国的办公室最初也是定在上海，“老外一般都比较喜欢上海，我给他们扭转了观念，改到了高铁新城。”

2019年，刘志刚请Ouster的亚太区VP 来苏州参加了智能驾驶大会并且拜访了客户，实际感受到了苏州这边智能驾驶的氛围（集中度高）。“确定来苏州后，在园区和高铁新城中间还有选择，最终他们选择了高铁新城，因为这边的服务不仅更贴心，而且更专业。”

在此前后，还有另外两家自动驾驶供应链上的公司在刘志刚的强烈推荐下落户高铁新城。“其实从方便性讲，去园区会对公司负责人个人更好，但产业都在高铁新城，只有到这边来，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公司的价值。”

后来，北京某无人驾驶公司COO在我朋友圈的一段内容下的评论中说：“我跟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打过交道，相城区的领导干部水平是最高的。”这个“水平最高”未必准确，但如果说他们“对无人驾驶的理解最深”，应该不算夸张。

既然沿海的很多城市都有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干部，那为什么苏州相城区的领导干部对自动驾驶产业的理解比其他地方的干部们深？  

我分析，最关键的理由有二：1.他们是“生态打法”“产业链招商”，因而，会长期关注这个产业（我通过公众号后台发现，高铁新城党工委书记甚至关注了九章智驾）；2.有一部分人聚焦于这个赛道，甚至是在一个阶段内，除这个赛道之外的方向都不关注。

这两点都使得他们对自动驾驶产业的感情要比那些仅把自动驾驶当成一个“政绩”的干部要深得多。感情越深，则越会出于本能去关注——这个时候，他们对自动驾驶的关注与理解，实际上就已经“跟工作无关”了。

到了这一步，有能力“跟企业家对话”，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站在企业的角度看，领导干部如果对产业不理解，招商座谈会上的情形必然是“你很爱我，但你不懂我”，但来相城区跟领导干部谈时，企业家们发现“你不仅爱我，而且懂我”，因此，自然就更愿意来这边落户了。我想，这是高铁新城能在短短四五年里就聚集起这么多自动驾驶相关公司的最核心原因。

“无论创业还是求职，聚焦特定领域深耕，最大的福利是，哪怕你比较佛系，没那么拼，也很容易享受到‘时间的复利’；相反，如果不断开辟新的业务线、尝试新的方向，则无论你多努力，增长或进步都是线性的。”这是我去年年底在朋友圈发的一句话，对领导干部来说，这个规律也是适用的。

北上深广四大一线城市都聚集起了一大批优秀的自动驾驶公司，但这些城市的存量人才资源、资金资源、政策权限都非苏州可比，苏州只是一个没有多少身份优势的地级市。苏州高铁新城的自动驾驶产业聚集区，是当地政府“凭空”造出来的，这才是真的牛逼。

本文在开头提到，九章最初有一项业务方向是“帮助地方政府做自动驾驶方向的招商引资”，为此，我还专门跟《招商引资内参》的主编聊了这一个想法，不过，在列举出几个潜在的“合作伙伴后”，苏州高铁新城被我“第一个排除掉”，原因是“他们自己就很强了，不需要外力支持”。   事后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

我来之前跟先导产投董事长王佳利聊过一次，但其他人可能并不清楚。12月5号晚上接近23：00的时候，当时还在担任高铁新城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陈国平在知道我搬到高铁新城后，微信上留言邀请我次日去他办公室聊一聊；次日早上，周肖虹在知道我搬过来之后，也邀请我下午去办公室交流一下。之后，我们的交流很频繁。

跟他们接触后，我才发现，我之前想的“苏州已经很强了，不再需要我们了”这个思路不对。对招商干部们来说，吸引企业落户只是第一步，让企业在这里能更好地发展好，更重要。招后服务，比招更重要。

后来，跟一些朋友聊起此事，我感慨说：学霸们，总觉自己“还不够优秀”。

大胆预测一下：凭着良好的基础设施及强大的招商引资能力、高质量的服务水平，苏州高铁新城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无人驾驶公司在此测试、落户，这里将可能成为中国的“凤凰城”“L4自动驾驶第一城”。

1. 这次“迁都”，并没有经过特别严格的论证，我更多地是靠直觉来做决策。如我对林巧说的“我早就知道你来苏州找刘志刚时肯定会约我”，这明显是直觉。

九章的深度文章做成目前这种与众不同的风格，也是我凭直觉定的标准。事后看，这一直觉是很准的。

最早让我意识到自己“直觉很准”的是两件事：

    （1）.N多年前，我曾凭直觉信口开河了一句“越是有价值的媳妇，娶起来越便宜，持有成本越低”，后来，为确认这个观点是否成立，我从正反面展开了一套严密的论证，结果发现，观点是靠谱的，以这句话为标题的文章也成为我在鸡汤界的“成名作”。

    （2）.以前追我老婆时被拒绝过几次，但我凭直觉得出“其实你早就爱上我了，只是你自己尚未意识到而已”，然后，隔三差五对她重复一下这句话。之前，我并不知道她最终接受我跟这句话有因果关系，但到了五六年后，有一次她突然“无厘头”地警告我：“以后不许对任何女人讲‘其实你早就爱上我了，只是你自己尚未意识到而已’”，我方才明白，这句凭直觉说出的话其实非常有杀伤力，也才明白，我当时的直接挺准。

直觉，其实就是人的“深度学习算法”。

之前经常看到一些做企业管理研究的人说，创业者们在重大事项决策的关键时刻，依赖的往往不是调研，而是直觉。很少有人能解释清楚这个直觉究竟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个“直觉”，其实就是数据驱动的“深度学习算法”。

所谓的“直觉准”，并不是什么天分，其背后都是日积月累的信息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类似于大数据分析，结论和信息之间有相关性，但没有因果关系，或者是因果关系不够直接、不够明显，人很难用逻辑解释清楚，便说这是“直觉”。

当然，并非所有人在经历过大量的数据之后都能形成这样一套“深度学习算法”，这背后考验的是个人的“数据闭环能力”。

2.去年12月初，我跟许良和刘嘉俊两位同事一起去周肖虹办公室交流，周肖虹对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搬过来有些惊讶，我开玩笑说：“我对高铁新城绝对是真爱。”

后来，由于我在朋友圈替高铁新城“打广告”太频繁，当然，质量也太高，有不少朋友说我是“高铁新城最佳代言人”。

一方面是真的认同，另一方，说“屁股脑袋”也未尝不可——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在此，我的孩子也将在这里长大，高铁新城自动驾驶产业的繁荣程度，也会影响到我的个人，我当然得“卖力地吹”啊。 当然，我搬家的因果关系是“脑袋决定屁股”，因此，串在一起，我这一系列行为在本质还是“脑袋决定脑袋”。

3.写这篇的过程中，我多次想起Ouster刘志刚在去年说过的一句话：苏老师每次写自己的经历，都会把自己对自动驾驶的爱写得淋漓精致。

这句话让我想到，去年9月份，一位同事在面试的时候问我：“你们的竞争对手是谁？”当时，我的回复是：“也许在别人看来，XXX、XXX、XXX都是竞争对手，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们其实没有竞争对手。”

当时觉得这话有点狂，但我后来明白了原因：其他人做事，很少如我这般把“你是不是我的真爱”放在第一位的。多数人都被生意思维绑架，他们没有情怀、没有使命感。 没有使命感的人，怎么有资格成为我的竞争对手呢？ 偶尔遇到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团队，我对他的态度是尊敬的，哪怕做的是同样的事情，我也不会仅仅把他当做“竞争对手”。

4.现九章智驾诚招行业研究员/咨询顾问，欢迎把“你是不是我的真爱”放在第一位、利弊权衡放到第二位的有使命感的朋友投简历到我的邮箱suqingtao@jiuzhang-ai.com。

5.尽管高铁新城聚集了很多自动驾驶人才，但技术人才们之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大家彼此之间都有交流的诉求，但缺乏一个平台。后面，九章会不定期地举办高质量的技术沙龙，为控制交流质量，人数会控制在10人以内。

我说的是所有参会者都能进行高质量讨论的沙龙，而不是一个人在上面讲自家产品的广告、其他人在下面玩手机的那种活动——跟九章的文章一样，九章的沙龙也延续了“废话率极低”这一标准，没有无效社交。

9月中旬，有几个朋友在参加完沙龙之后跟我说：“你们的沙龙，3小时交流的信息量，也许超过别人的3天大会上的有效信息量。”我好不谦虚地说：“确实如此。”事实上，我们的沙龙经常“拖堂”半小时以上，却没有人提前离开。

沙龙活动基本是在我和几位同事的微信朋友圈发通知，很少通过微信公众号，有兴趣的，欢迎扫描文末的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平时多留意我的朋友圈。

托马斯·卡莱尔说过：没有来过苏州高铁新城交流过的人，不足以谈自动驾驶。希望能跟各位在沙龙上相聚。